1724年7月5日，大兴。

在这个时期，能接受正规的教育，仍旧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通民众最为奢侈的一种权利。

不论是东方华夏文明世界，还是欧洲各国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教育基本上是依靠自愿和自觉，社会底层的人教育不可避免的是最为糟糕。

秦国承袭前明模式，在南京设国子监、太学，除了学习科举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外，还教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、律学、医学、算学、书学、画学等杂学。

秦国还在地方分设省、府、州、县四级官学，府以下各行政区域设立儒学，在某些文化昌盛的地方，还有基层的社学。

此外，各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亦设学，如都司儒学、宣慰司儒学、诸土司儒学等。

那些都卫儒学、都司儒学主要招收武臣子弟。

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，除经史之外，还要研习《大秦制诰》及有关法令、《九章算术》及射事，重视实学。

不论是南京的国子监、太学，还是地方各级的官学，能来就读的学生，大部分皆为“有产者”

，要么是达官贵人、王公贵族子弟，要么是地方乡绅、豪门大户出身，贫者寥寥。

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，在三餐不继、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，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官学就读。

而同时期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，大部分八九岁的孩子不是在学校里学习，而是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“劳动力”

出现在工厂、作坊中，为家庭攥取一点可怜的生活费。

在工厂、矿山和作坊工作的孩子，每天会在即使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工作长达10小时。

为了生活需要，父母甚至会联合工厂，同意让儿童外出工作，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。

将儿童当作大人，虐待儿童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。

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孩子相比，齐国的少年儿童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

早在八十多年前，齐国刚刚于汉洲建基立国的时候，太祖皇帝就颁布了《义务教育法令》，规定五岁以上的孩童必须强制性地接受五年基础教育。

随后数十年里，齐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，内阁政府又将义务教育年限逐渐延长至六年、七年，及至如今的八年。

在汉兴九年，太祖皇帝还颁布《少年儿童保护法》，禁止国内工厂、矿山、作坊，以及其他各类商社经营实体，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工作，凡违反法令将受到严格惩罚。

在汉兴-绍宁时代，整体社会环境中，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念为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良好氛围。

到泰平十六年，汉洲本土的儿童死亡率已下降到10%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而这个时期的欧洲，儿童的死亡率极高，平均高达30%以上。

大部分家庭中，人们生育很多孩子就是为了确保其中少数几个可以存活下来，一个孩子去世，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替代他的位置。

也正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经历太过普遍，继而人们才不会对孩子投入过多感情。

欧洲人普遍认为，年幼的儿童“既不具备心理活动，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肉体”

，因此被视为是介于生死之间的、极不稳定的存在。

说来也可笑，此前的欧洲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儿童这一说法，“童年”

的概念是在17世纪末，一些学者相继引进了齐国的诸多儿童保护制度后才被“发现”

的。

那个时候，儿童渐渐开始被视为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存在，他们天真、脆弱、易被诱惑，因此需要特殊的照料和规训。

于是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，强制性的学校教育陆续出现了，它们将孩子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，走读学校又发展为寄宿学校，在这里儿童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禁闭生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