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汉武时代的得与失

汉武帝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，十六岁登基，在位共五十四年，占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，是整个汉朝（西汉和东汉）在位最久的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排第三的皇帝。

除此之外，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。

后人惯以“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”

并称，便是明证；且论及历史上的巅峰王朝时，后人也惯以“汉唐”

并举，其中汉朝的主要代表就是汉武帝。

还有，在中国历代数百位皇帝中，要论性格的多面性、复杂性，人物本身的话题性，以及后世评价的争议性，汉武帝恐怕都能名列前茅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其一生的功过得失，绝非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论断。

而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，更是呈现出典型的两极分化，以致千古争讼，至今犹然。

历史上，对汉武帝持高度正面评价的代表性人物，就是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。

盖棺论定之际，他给了汉武帝这样一段赞语：

汉承百王之弊，高祖拨乱反正，文景务在养民，至于稽古礼文之事，犹多阙焉。

孝武初立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章《六经》，遂畴咨海内，举其俊茂，与之立功。

兴太学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建封禅，礼百神，绍周后，号令文章，焕焉可述。

后嗣得遵洪业，而有三代之风。

如武帝之雄材

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称何有加焉！

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

汉朝承继历代君王留下的积弊，由高祖刘邦平定天下，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；文、景二帝重在尚农务本，与民休息；至于古代的礼乐教化之事，仍付诸阙如。

直到武帝即位，以卓识远见罢黜百家，表彰儒家《六经》，征召四海之内的才俊之士，共同建立功业。

而后，设立太学，主持祭祀，改易正朔，确定历法，调整音律，制诗作乐，封禅泰山，礼敬诸神，继承周礼，振兴文学辞赋，一切成果均焕然显著，颇可称道。

其后人得以遵循如此宏大的事业，才出现了夏、商、周三代之遗风。

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之人，若不是改变了文、景二帝恭谨勤俭、爱护人民的政策，纵然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所称道的圣主，也无法超过他。

如果单独看这段赞语，会觉得有失片面，似乎只罗列了汉武帝的“皇皇文治”

，却未提及他开疆拓土、鹰扬国威的“赫赫武功”

。

因为提及后者，就不免要涉及汉武帝犯下的许多错误。

也许是出于“为尊者讳”

的立场，所以在专属武帝的个人传记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里，班固就以称赞和歌颂为主；只在这段赞语的末尾，才用十分委婉的语气稍微批评了一下武帝的不足，即暗示他不够勤俭爱民。

而对汉武帝其他事功的陈述和

评价，以及相应的批评，班固则放在了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。

他列举了汉武帝抗击匈奴、经略西域、征伐四夷的一系列功绩，也提及了大兴土木、过度巡游、赏赐太滥、不惜物力等问题；继而指出，这一切共同导致了“用度不足”

“民力屈，财力竭”

“寇盗并起”

等严重后果。

所以，才有了武帝末年“遂弃轮台之地，而下哀痛之诏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