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灵魂的变革：儒学登场

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十月（此时仍用秦历，以十月为岁首），刘彻颁布了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，在全国范围内选举“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”

；且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策试，策论的题目是《古今治道》，即探讨古往今来的治国之道。

在这个大题目下，刘彻提出了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一系列问题：

五百年来，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君王，还是草泽乡野的有识之士，皆欲效法先王，拯救万民；为何最后总是失败的多、成功的少？

都说三代是受命于天，有什么证据？

这世上灾异不断，是什么原因？

人的寿命有长有短，品行有好有坏，又是为什么？

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朴的风气，法令能得到有效的执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官员清正廉明，刑罚减轻，奸佞改过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……要实现这一切，朕该怎么做？

其实刘彻也知道，面对这样一些至大至深的问题，答案肯定是言人人殊、见仁见智的，所以，他并不指望得到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答案。

他抛出这些问题，只是想让对策者们借题发挥，各自亮出思想观点而已。

而刘彻真正的目的，是希望通过此次策试，让不同学派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进而汇聚成一股有声有势的政治思潮，冲击日渐僵化的黄老思想，为即将进行的观念革命与制度改革摇旗呐

喊。

这既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，也是对旧有意识形态的一次火力试探。

除此之外，刘彻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次策试，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国理论。

诏书颁布后，各地共推举了一百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，其中既有儒家学者，如辕固、公孙弘等人；也有法家、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如严助、冯唐等人。

而在所有参加策试的人中，最令刘彻激赏的，莫过于大儒董仲舒了。

董仲舒，广川（今河北省景县广川镇）人，从少年时代起便研习《春秋》，为学精严专纯，心无旁骛，有“三年不窥园”

之说（长年在书房中专注于学，乃至不往花园里多看一眼）。

其门下弟子众多，许多人无法得其亲授，只能从师兄处间接问学；虽恭列门墙，却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

景帝在位后期，董仲舒的声望已遍及朝野，景帝慕名将其征召入京，立为“博士”

。

此次策试，董仲舒便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。

看完董仲舒的策论，刘彻顿觉耳目一新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“天子览其对而异焉”

。

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

于是，刘彻迫不及待地下了第二道诏书，希望董仲舒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。

董仲舒不负所望，立刻挥毫，呈上了第二道对策。

刘彻看完之后意犹未尽，遂再下诏书。

很快，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。

如此三问三答，总算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；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，则被后人称为“天人三策”

，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。

综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，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三个：天人感应、礼乐教化、大一统。

所谓天人感应，就是说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，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。

若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、昏庸无道，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示警；倘若依旧执迷不悟，上天必施以严厉惩罚，使其败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