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匈博弈：从文斗到武斗

太初二年（公元前103年）的秋天，可谓大汉帝国的“多事之秋”

。

就在李广利西征大宛遭遇惨败的同时，另一支由猛将赵破奴率领的精锐骑兵也在漠北折戟沉沙，整支部队两万多人成建制地投降了匈奴。

这是大汉帝国自元狩四年漠北大捷、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

后，在对匈战场上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，也是整个武帝一朝对匈战争中最难堪的一次失败。

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有必要回顾一下漠北大捷以来，汉朝与匈奴这些年间在总体上的博弈态势。

早在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4年），即匈奴在漠北大决战遭遇重创的五年后，伊稚斜单于就死了，其子乌维继位。

乌维单于上位前后的十多年间，是匈奴的战略收缩期和休整期。

一方面，匈奴在漠北惨败后元气大伤，需要时间休养生息，恢复实力；另一方面，乌维继位后，也需要一段时间巩固个人权力。

因此，这一时期的匈奴根本不敢也无暇再入寇汉朝，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。

汉朝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，通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开始执行“断匈奴右臂”

的战略计划，逐步展开对西域的经略。

十来年间，乌孙、大宛、月氏、大夏等西域国家纷纷与汉朝建立了外交关系；双方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，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。

当然，匈

奴绝不会轻易退出西域。

虽然被汉朝重创，但其地理位置比汉朝更靠近西域，拥有近水楼台的地缘战略优势，所以对诸多西域国家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。

这些被夹在汉、匈之间的西域诸国，通常都采取两边不得罪的骑墙态度。

差别只在于偏倚的程度——有些离匈奴较远的，会更倾向于汉朝，如乌孙；有些距离较近的，则仍偏向于匈奴，如车师、楼兰。

司马光就称：“然西域以近匈奴，常畏匈奴使，待之过于汉使焉。”

（《资治通鉴·汉纪十三》）

越靠近匈奴的西域小国，对匈奴的使节越是畏惧、恭顺，而对待汉朝使节的态度就差了很多。

匈奴遂利用这种威势，迫使某些小国拦截并击杀汉朝使团，破坏汉朝对西域的经略。

甘当匈奴马前卒的，主要就是车师（今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）和楼兰（今新疆自治区若羌县）。

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玉门关外，一北一南扼守着汉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；遂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当起了车匪路霸，多次截杀汉使，属于典型的为虎作伥。

对此，武帝刘彻当然不能忍。

看来，要想经略西域，只能是外交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，缺一不可。

元封三年，武帝命多次参与对匈作战的猛将赵破奴，率部征讨车师和楼兰。

对付这样的弹丸小国，自然无须兴师动众。

赵破奴只率轻骑七百余人，便一举

击破楼兰，生擒了楼兰王；继而又北上大破车师，轻而易举地拔掉了西域路上的这两枚钉子。

班师回朝后，赵破奴立刻被武帝封为浞野侯。

为了防止匈奴人报复，重新染指河西走廊，武帝旋即下令，于酒泉（今甘肃省酒泉市）至玉门关（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）一线（相当于在整条河西走廊上），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亭障，以保障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。

两个“小弟”

瞬间被灭，匈奴这个做大哥的当然很没面子。

要是放在以往，匈奴一定会大举兴兵入寇。

可今时非同往日，不管心里再怎么不爽，乌维单于也只能忍了。

自继位以来，乌维在对汉战略上只能采取守势，尽量不与汉朝发生正面冲突，以便用时间换空间。